东卫观点┃用常识、经验检验证据与事实

卿尚兵律师

其实，司法实务中也大量存在着类似的思维误区，一份司法证据、一份司法判决跟常识、经验完全相悖，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了法庭上、卷宗内，甚至被采信了，最终酿成冤错案件。

该判决看似对法律、法规、定罪逻辑很熟稔，但却违背了基本的常识和经验——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小伙伴都应该记得，每逢秋收时节，小商贩们开着拖拉机到农村收购粮食、与农户讨价还价是乡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，它不仅方便了农户卖粮，客观上也维护了粮食市场秩序，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。

这种在乡村长时间存在、村民们司空见惯、于国于民都有好处的买卖居然有一天会被认定为是犯罪，而且是通过了公检法这些法律专业人士层层把关定的罪。

这在普通老百姓看来简直不可思议。

这种现象，可以用心理学上的一个词“隧道视野”来解释。——如果一个人身处隧道之中，他能看到的只是隧道前后非常狭窄的空间，而看不到更广阔的天地。

在王力军非法经营案中，侦查人员、检察官、法官均只看到了法条、法规简单的罗列，而没有看到更广阔的社会现实与背景。

这样难免会造成机械执法，违背了常识与经验。

最终，这个案子的翻案也很有趣。

一位正义感十足的记者听说了王力军被判刑的消息，觉得这个案子很有教育意义，于是写成新闻报道，告诫大家以后收购粮食千万要办证啊，不办证是要坐牢的。

这篇报道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，即反面的影响，网民们用口水和嘘声告诉有关部门，这个案子违背了基本的常识和经验，判决十分离谱。

最后案件惊动了最高法院，指令再审，王力军才被宣判无罪。

可见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曝光度，很多常识和经验，有时很难引起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，他们也很难从隧道里走出来，去看更广阔的天地。

其实，在司法实务中，违背常识和经验的，往往还不是法律适用（如王力军案），更多的是证据问题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聂树斌案原审法院没有去审查“聂树斌偷拿女式花上衣”到底符不符合常理，在该案疑似真凶王书金被媒体曝光后，最高法院决定再审时，终于关注到了这个常理问题。

案件没有被曝光，就只简单审查证据与证据之间表面上是否能够印证，被曝光后就更深层地挖掘证据印证背后的常识与经验。这样的司法潜规则，对于司法工作人员来说，风险最小，获利最大，但对司法公平与正义伤害却极大。

作为司法工作人员，时刻都应当提醒自己的是，在你流程前面的办案人员始终都会有一种冲动，让案件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、产生闭环，让你认同他的结论，这样他的风险才最小，他的获利才最多。

就像聂树斌案的办案警官，一定会让聂树斌承认那件花上衣是他拿到现场来的，不然案子就会存在重大瑕疵，至于聂树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件破旧、短小的花上衣，找一个理由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，审查证据还囿于证据是否能够相互印证，就会上了办案警官的套，他就是要让你这么去想，这么去审查证据的，因为表面上证据之间是一定能够印证的。

这时，常识与经验往往能够成为刺破“表面印证”或者“虚假印证”的一件利器。

以我当检察官时纠正的一起“故意毁坏财物案”为例。

某年某月，我的同事报过来一起李某涉嫌故意毁坏财物案，他的意见是对李某提起公诉，建议量刑六个月，缓刑一年。

我看了案情，其实很简单。

案子表面上是没问题的，但我一直心有疑惑。几天后承办人员来催我，说办案期限快到了。

于是，我跟他（承办人员）进行了如下对话。

真相很快就浮出水面——张某因被女婿李某砍了防盗门，十分生气，觉得在邻居面前丢了面子。报案后从警方口中得知故意毁坏财物要达到5000元钱以上才能让女婿坐牢，就让隔房卖防盗门的侄儿开具了那张收据，当然，收据里价格是假的，时间也是倒签的。

对于司法工作人员来说，审查证据，常识与经验才是底色，是基础，但是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常忘记了这点。

用常识与经验去检验事实与证据，应该成为司法工作人员的一种本能，一项基本功，千万不要觉得“用常识与经验去检验事实与证据”是多余的，或者工作量大，还可能得罪某些人，就不去作为，想偷懒。

这些话，不仅仅适用于检察官、法官，它同样适用于辩护律师这个职业。